以官方名义让人做网站涉嫌诈骗案例

某年某月,田某大学毕业后来到浙江省宁波市某县，进入葛某开设的某公司工作，岗位为话务员，主要工作内容为给各地企业打电话推销网站，一直到2012年某月中旬离职，工作时间持续大概14个月，在公司共领取工资一万元左右。离职后，田某回到老家结婚生子，并开始从事其他工作。

根据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指控，某公司通过相关渠道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新注册企业的信息，招募田某等工作人员利用“中国工商企业诚信网”网站，使用与工商总局等有关的话术，有意引导被害人以为是工商机关要求其制作企业网页，从而谋取非法利益。

某年某月2日案发后，公安机关从未联系过田某。一直到某年某月11日，田某接到民警电话，告知让其前往派出所自首。第二天，田某前往派出所，主动交代了全部案件情况，后田某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。取保候审后，田某还打电话规劝其他同案犯投案自首，田某也因此被认定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。

某年某月6日，本案移送到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某年某月22日，某县人民检察院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因为宁波市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城市之一，某年某月13日，某县人民法院通知某县法律援助中心为田某提供法律援助。某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靖霖（宁波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崇杰、陈东豪担任田某的援助律师。

援助律师接受指派后，立刻前往某县人民法院阅卷。在会见田某过程中，援助律师发现，田某一方面认为自己的案情简单，涉案金额不大，而且自己有自首与立功的情节，感觉将来判决不会特别严重，抱无所谓的态度，另一方面觉得法律援助律师不是自己花钱请的，肯定作用不大。所以，会见时田某也仅就退赃等问题向援助律师进行了咨询。

援助律师会见田某后，田某的态度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办案积极性。他们还是谨慎对待本案，再一次深入梳理案卷材料，仔细研究案卷材料。经过审慎梳理，援助律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在案卷中有一张餐费补贴表，该证据显示自某年某月15日后田某就不再领取餐费补贴，而其他员工均在领取。由此证明，田某于某年某月中旬就已经从该公司离职，当公安机关通知田某自首时，已经是某年某月11日，中间间隔5年有余，在这5年期间，田某使用真实的身份信息生活、工作，并无逃避追捕的行为。根据起诉书指控田某的涉案金额为6598元，田某的法定刑应在3年以下，追诉时效为5年。援助律师据此发现本案已过追诉时效，对田某应当终止审理。

于是，援助律师要求田某在开庭前一天来律师事务所，进行庭前辅导说明案件情况。但是，田某以家在江苏、路途较远为由，不愿前来沟通。最后双方约在法院门口，开庭前半小时进行沟通交流。某年某月16日，双方会面后，援助律师将可能终止审理的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告知了田某，田某此时由于害怕提出该观点会对自己不利，从而影响自己的良好认罪态度，仍然犹豫不决。无奈之下，援助律师明确告知田某“根据法律规定，辩护人行使独立辩护权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，不会影响到其良好的认罪态度”。田某这才愿意让援助律师在庭上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辩护意见。

某年某月16日，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由于涉案人数多、案情复杂，庭审持续了三天时间。援助律师在开庭第一天的质证阶段，即提出了追诉时效已过的辩护意见，引起了审判长的注意。第一次庭审结束后，由于援助律师提出追诉时效已过的辩护意见，公诉机关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，向某县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，某县人民法院同意延期审理。公诉机关在此期间进行了补充侦查，增加了田某的涉案金额，这样田某已达到或超过电信网络诈骗司法解释所规定的3万元。如此一来，田某的最高刑期可能变为10年，追诉时效也不止5年。

某年某月18日，援助律师再次前往某县人民法院，进行了补充阅卷，领取了追加起诉决定书，该起诉书果然对田某的涉案金额增加到了40510元。援助律师在补充案卷中发现，涉案用于诈骗的网站于某年某月注册，但是补充侦查的26名被害人中，有17名被害人证言的被骗时间为某年某月之前。那么在网站都没有的情况下，被告人田某又如何实施诈骗？显然该17名被害人的证言与事实是严重不符，依法不应当采信。扣除这些金额后，田某的涉案金额仍不满3万元，因此对田某的起诉依然超过追诉时效。

某年某月5日，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。援助律师综合两次庭审，提出辩护意见：1.田某涉案金额不满3万元，最高刑为3年，追诉时效应当为5年；2.田某从离职至被公安机关通知自首，已经超过5年，追诉时效已过；3.田某自离职后，一直以真实身份生活，没有逃避追捕的行为；4.追加起诉的26笔案件事实中，其中有17笔犯罪事实发生在网站注册前，因此不应当计入田某的犯罪数额；5.田某自愿退赔所有违法所得，认罪悔罪态度极好；6.社会已经将田某矫正完毕，无需再次对其科以刑罚。综上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应当对其终止审理。

某年某月26日，某县人民法院采纳了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，依法作出裁定，对被告人田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终止审理。